近日，我国光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，“两弹一星功勋奖章”获得者王大珩先生在北京病逝。消息传来，不禁让人想到最近声名大噪的“科学家”段振豪。同样是海归，一个数十年孜孜不倦，极力倡导国家863计划，自己却从未想过从国家计划中如何得利；另一个成就没取得多少，却开始动国家经费的歪脑筋。两者之间，道德水准竟如云泥之别。

王大珩先生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，1938年考取留英公费生，赴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攻读应用光学。获得硕士学位后，他转入雪菲尔大学，在世界著名玻璃学家特纳教授指导下专攻光学玻璃。如果继续深造，获取博士学位顺理成章，可他却于1942年，为了祖国的需要选择英国一家世界有名的光学玻璃制造公司，进入光学玻璃制造技术的研究领域。几十年后，王大珩的三个博士儿女，还为父亲当年放弃博士学位感到遗憾，可他坚定不移地认为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。在题给子女的一首诗中，他这样写道：“须当爱国者，志把中国兴。”

为了报效祖国，王大珩不仅放弃博士学位，连“个人问题”也做出了牺牲。他在英国的10年里，一直没有婚娶，因为他从未打算在国外安家立业，已过而立之年依然单身，只为“轻装”回祖国。自从1948年回国后，王大珩白手起家，带领新中国的光学事业从无到有，从发展到繁荣。

近几年来，钱三强、朱光亚、钱学森、钱伟长、何泽慧、王大珩等一大批老科学家相继谢世，让人感慨不已。人们感慨的原因之一，是老一代科学家身上的共同特质：筚路蓝缕，以启山林；胸怀祖国，勇于担当。人们感慨的原因之二，则是这些可贵的品质，在现今国内一些科技人员身上，是越来越罕见了。

现在，国内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数量并不少，但若观察其中一些人的精神状态，总觉得比老一辈科学家“缺了点什么”。有的碌碌无为，只以买房买车为人生目标；有的流连于大小会场、酒桌，枯坐书斋潜心研究渐成奢侈品。更有甚者，频频触及职业和道德底线，要么拿科研经费当私款，挥霍无度；要么不学无术，临阵抄论文……

也许有人会为“段振豪们”开脱，说世界上有些大科学家也非十全十美，何苦这么苛责？可是，我们为什么不在科研成就上努力看齐世界顶尖水准，而在错误面前“五十步笑百步”呢？

更何况，自近代以来，中国始终不是个技术强国，今日之所以能“神舟”上九天揽月，“蛟龙”下五洋捉鳖，正是王大珩这一代老科学家们打下的底子，以及无数中青年科学家以前辈为榜样，兢兢业业的探索与奉献取得的结果。可以说，在中国搞科研事业，若不忠于国家、勤于学术，几乎不可能取得真正有影响力的成就，也不可能把老一辈科学家的基业传承下去。从表面看，道德水准和科研成就是两码事，而事实上，前者是后者的动力和基础。道德水准有多高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在科研之路上能走多远。

爱因斯坦说过，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，在道德品质方面，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还要大。即使是后者，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。在价值观日趋多元化的今天，我们需要具备怎样道德水准的科学家，这句话已给了我们答案。（章迪思）